水产养殖从业人员素质较低

2020-09-18 水产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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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起鲜活水产品不合格案件处置的思考

  案例:

  2017年5月24日,C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托某第三方检验机构对B区某农贸市场A水产门市销售的黑鱼进行抽样检测。2017年6月23日,B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检测报告,上述黑鱼检出违禁化学物质孔雀石绿。2017年6月26日,该局批准立案调查。

  接到办文单和检验报告后,办案人员发现该报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第三方检验机构没有对所抽取黑鱼合格与否作批判定;二是从抽检到出具报告时隔1个月时间,该报告作为证据是否具有时效性?

  分析:

  一、没有“批判定”的检验报告对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有没有实际影响?

  黑鱼是作为鲜活食用农产品,食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是《食品安全法》调整范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17版)》水产品抽样组批是这样规定的:“经营环节抽样时,将同一摊位、同一种类、同一码放堆的产品视为一个批次。餐饮单位抽样时,将同一时间来自同一供应商、同一种类、相同等级(如有时)产品视为一个批次。……原则上抽取样品数量不少于1.5kg……”。

  该细则要求对检验结论按照这样方式进行表述的,检验项目全部符合相应依据的法律、法规或者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要求”;检验项目不符合相应依据的法律、法规或者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不符合××××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该细则对组批的原则已经作出了规定,为什么不在检验结论里不对批产品合格与否进行判定呢?笔者认为,可能基于以下原因:

  1、在养殖环节,水产品个体不具备一般工业化批量生产产品的均匀一致性。同样一个池塘养殖的鱼,可能因为鱼的个体大小不同,出池塘时间顺序不同,其体内农残含量、有毒有害物质就有可能不同。

  2、在经营环节,同一个水箱储存的水产品,也可能来自不同产地的供货商。

  问题是未作“批判定”的检验报告对案件办理有哪些影响呢?

  黑鱼是食用农产品,市场上的黑鱼主要有人工养殖和野生两大类别。一般来说野生的数量较少,大量市场销售的几乎很少,市场上销售的多数是人工养殖的。由于黑鱼价格较贵,末端市场销售的个体工商户一般每次进货也就是20多公斤。直接送货的数量可能较多,但是他们大多却没有固定摊位。由于目前我国中小城市特别是在农村市场,有效的溯源体系还没有建立,一旦出现问题黑鱼,执法人员很难立即找到源头,这样势必大大降低食品安全监督抽查的实际效果。

  从行政处罚的证据要求来看,行政处罚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案不合格黑鱼的数量究竟以抽样数量计还是以抽样基数计。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案件违法事实能否经得起行政诉讼的质证。第三方检验机构工作人员到现场抽样,应当对抽样数据负责。其抽样的时间、地点、数量(包括基数)、贮存条件、运输条件等都应当是真实可靠的。

  因此,笔者认为检验机构应当对黑鱼的批作合格与否的判定。否则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链就会在此断裂。尽管后期可以通过办案机构对涉案黑鱼数量进行调查,但是通过后期调查得到的数据远没有检验报告更具有直观和权威性。

  二、抽检周期的长短对案件办理有哪些影响?

  黑鱼作为鲜活农产品,其食用营养价值与其鲜活程度有极大关系。其末端销售周期一般在3-4天。本案从抽样到收到检验报告历时近1个月时间。有多少涉案黑鱼都可能因为时间太长而销声匿迹了。

  在黑鱼等鲜活农产品末端销售市场,市场主体一般经营规模较小,专业化管理水平较低,从业人员文化素质良莠不齐,与上线供货商一般都是现金交易。一旦出现本案一样的食品安全案件,供应链溯源很难准确到位。加之本案抽检周期较长,想做成铁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接到不合格黑鱼检测报告以后,该局及时启动立案调查程序。其中重要的程序就是立即启动“两法衔接”程序。公安机关在接到案件线索后,立即依法对案件进行初查。很快公安局机关就将案件退回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理由就是缺少关键证据,无法确认当事人主观故意。此类案件是适用“刑事优先”原则的食品安全案件。如果抽样、检验、检验报告转办及时,供应链溯源就会相对容易得多。

  孔雀石绿是一种有毒有害物质,如果不是人为在黑鱼养殖、储运、零售环节投放,黑鱼体内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一旦查实某个环节存在投放孔雀石绿的事实,其当事人立即构成刑事案件。因此,经营该案首先应当公安机关从刑事侦查入手,在确认无犯罪事实的前提下(仅指销售环节)才能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行政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从重从快打击犯罪,有力震慑违法犯罪行为。

  思考

  一、涉案黑鱼数量到底如何认定?

  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认定全部抽样基数的销售额为涉案黑鱼的货值金额。理由是当事人陈述的数量和供货商陈述的数量均是20kg,且抽样基数也是20kg,应以当事人销售20kg黑鱼的货值金额进行认定。第二种意见认为,应以样品数1.6kg的销售额为涉案黑鱼的货值金额。理由是报告没有进行批判的,且报告上注“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受测样品负责”。

  笔者认为,如果检验报告的数据是经得起质证,即检验机构能提供抽样时的称重记录以及照片(或者视频)证据,在排除当事人有其他供货商的基础上,第一种意见是可行的。如果检验机构不能提供上述证据且不能排除抽样时货源还有其他人,第二种意见更能规避诉讼风险,因为本案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溯源取证的机会。

  二、如何评估该行政处罚的现实意义?

  1、本案当事人承担销售“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的责任是否合适呢?

  当事人是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妇女,平时与上线之间都是现金交易,没有依法建立台账(该现象极为普遍)。经公安机关排查,已经排查她投放孔雀石绿的可能。可以认定她没有主观故意。她唯一过错就是没有记账。那么,让她承担销售“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的责任是否合适呢?

  笔者认为是不合适的,理由如下:

  行政处罚应当依据“过罚相当”的原则。本案当事人的义务是《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当事人只有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的义务,并没有对产品进行检验以及查验合格证明的义务。由此可见,履行这些义务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溯源。依法应当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四款进行处罚。即先予以警告,拒不改正的再罚款。

  2、本案的主要责任主体应当由谁来承担更具有实际意义?

  笔者认为应当由市场开办者来承担。因为《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四条规定“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当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或者委托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对进入该批发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样检验;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应当要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并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即批发市场开办者应当对进入市场食用农产品的质量负责,他们应当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并对进入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样检测。

  由此可见,市场开办者才是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查验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同时,《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第一百三十条违反本法规定,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的举办者允许未依法取得许可的食品经营者进入市场销售食品,或者未履行检查、报告等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违反本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依照前款规定承担责任。”。

  结束语

  一、食品安全与温饱问题仍然是一对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在1、一方面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意识越来越强,但消费者真正的食品安全知识非常贫乏,从众心理很强,自觉性也很差。一旦社会上出现食品安全方面谣言,立即舆论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而对一些不安全的陋习则不以为然。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一味追求价格低廉,口感舒爽。一些傍名牌的、食用便利的产品,在农村很受欢迎。其主要原因还是农村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薄弱,一般家庭还停留在温饱层面。

  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没有根本改变,政府监管部门还是在交作业。监管力量下移还是停留在口头上。监管队伍还是“那几个人、那几条枪”。政府部门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投入还是捉襟见肘。比如市场开办方的一些基础检验设备,检验人员配置还是空白。表面看是开办者的责任,其实很多开办者都有政府操作的影子。很多组织人事、预算编制等部门根本看不到基层单位的工作量,出了问题,只知道扣帽子、打板子。

  三、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主体意识有待培育。笔者曾经对在一些县区的农村集贸市场的开办方进行过调查。这些开办方一般不是在向好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学习,相反一提到学习培训、一提到增加检验力量就是“我比某家好,他还不如我,为什么要我这样。”。没有以管理先进管理科学为荣的意识。这样一来,市场开办者就沦为一批寄生于政府,甚至打着政府旗号,只知道收钱,不知道尽责的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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